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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合举报导师存在师德失范问题，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博学生联名举报导师存在学术造假行为……诸如此类的学术圈“丑闻”接连发生，让外界不得不发问：学生为何会被逼到联名举报导师？学生为何会沦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有些“杂活”该不该干，导师和学生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让“导生关系”回到正轨？  

王伯承：这其实反映了研究生相对于导师而言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可能学生平时在课题组里也吐槽了，到学院或学校也反映了，但因为声音微弱，没有得到重视或有效回应，以致于学生不得不采取相对极端的方式来维权。通过在网络上曝光，希望得到舆论的关注星空官方网站入口，试图把事情“闹大”从而推动事情的解决。因此现在高校特别强调对师风师德的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王伯承：从根源上看，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师生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尤其到了硕博阶段，师生关系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育人，而是走向半社会化的互惠关系。就像我在论文中总结的，谋求利益是“导生关系”失序的基础，得失计算是衡量“导生关系”失序的尺度，交换需求是“导生关系”失序的本质。各自过度过分强调自身的利益诉求是“导生关系”异化的原因。

王伯承：这个矛盾要分专业、分学科、分地域。如果导师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裕，学生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有些专业特别是文科专业，经费非常紧缺。有些学校也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例如导师如果没有课题，没有经费，不允许带学生。譬如以文科为例，如果招一位硕士，必须保证每年能支付5000元-1万元的科研津贴，招一位博士，必须保证每年能给1万元-2万元；另外国家给博士生发的基础补贴，每个月约有两三千元，加起来博士每个月的总收入大抵都能达到3000元以上，理工科可能更高一些。总体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的科研津贴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更高。当然，如果按照社会工资标准来看，可能学生确实算是“廉价劳动力”。但学生毕竟还处于学习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很难按照社会的工资标准来开，但老师不能随意克扣学生的待遇。 

王伯承：这些事情都属于私人生活，跟科研工作毫不相关。如果是偶尔帮一下，例如导师开会、加班没空，请学生帮忙带饭；或者去导师办公室途中刚好路过快递站，顺便帮忙拿一下快递，这些都可以理解，就像宿舍同学之间互相帮忙打饭一样。但如果频率太高，老师经常提这种需求，那就很过分了。研究生的第一任务还是要做科学研究，老师要加强师风师德的建设，不要过多去麻烦学生，要有边界感，不要频繁让学生去做一些和科研工作无关的生活琐事。

一方面要完善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制度。在实践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生与导师很难实现完全满意的双选，例如有些导师的名额较多，可以带很多研究生，而有些年轻老师只能带一两个研究生；有的导师科研成果不多，学术造诣一般，很多学生不愿意选择，出现名额空缺，只能从其他老师那里调剂几名学生过来填补。学校应该尽量完善双选制度，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愿。

另一方面要建立导生利益管理和申诉制度。在本科生阶段星空官方网站入口，学校会设有评教的环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这是监督老师的一种方式。研究生阶段，如何实施相应的监督评价机制，我觉得还是有所欠缺的。学校应该实施师生关系考评常态化，例如每学期都设有老师和学生互评的机制。学生有问题及时跟导师反馈，如果学生遇到不满，可以向导师、学院领导、研究生主管部门等投诉，这样就可以将最后的舆情风险消弭于萌芽状态。

王伯承：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导生关系”，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也不要因为偶尔出现一些舆论事件，就过分解读、妖魔化“导生关系”，不要把师生关系想得太复杂。导师和研究生之间还是应该秉持正常的师生人际交往理念，即以科研和学业为基础，老师要悉心指导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学生也要尊敬老师、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研究生培养单位及其管理者而言，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导师的师德师风建设，狠抓落实；同时对研究生也实施相关教育和引导，明晰师生关系边界，研究生把科研与学习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人生规划跟国家需求、社会发展相结合，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