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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陆续探索出一批规则制度。例如，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先后于2021年、2022年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联合多部门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规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评估、算法备案、投诉举报等制度，明确了法律责任。

比如，《示范法》拟提出构建“新避风港规则”，允许人工智能提供者在已经履行标注生成物、建立投诉受理机制、警示机制和违规处置机制的前提下就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鉴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必然需要投喂大量优质数据物料，需要对知识产权法中有关作品许可利用的内容作出变通规定，《示范法》2.0提出建立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制度，破除训练数据使用面临的合法性难题，降低数据使用成本。

为应对AI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周辉表示，《示范法》在起草和更新过程中，采取较为包容审慎的态度。在安全风险管理、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侧重于确立相关原则、明确未来方向，而非直接规定制度细节。同时《示范法》也在制度设计上留出更多容错空间，允许人工智能主管机关和行业组织通力合作，更有效地实施和执行相关制度。

张平认为，AI安全风险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应当分层级、分领域、分阶段、分重点开展。具体而言，“人类安全——国家安全——个体安全”这三个维度的潜在安全风险都不容忽视，应予重点关注，三层风险的解决方案也应对症下药。即AI技术应以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保障各国在这场“AI竞赛”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能力差距；关注AI应用对个体权益的影响，尤其是对个人隐私安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