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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福祥：展览的源起可追溯至2014年，当时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凡尔赛宫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在凡尔赛——18世纪的艺术与外交”的展览，展现法国贵族和官僚阶层对中国艺术品的痴迷，中国艺术对法国艺术创作的影响。这个展览在法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凡尔赛宫希望把这个展览推到中国来。后因种种原因，该展数次延迟。

1655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游历中国，记录和绘制从广东至北京的所见所闻，1665年在欧洲出版成书，介绍17世纪中国的地理、文化、建筑等情况，成为西方人直观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书中描绘的建于永乐年间的南京琉璃塔，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中国建筑的重要象征。后来，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宫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这座具有宝塔式屋顶和青花瓷装饰的奇妙建筑，受到了琉璃塔建筑风格的影响。

康熙时期，一些法国传教士帮助康熙皇帝学习西洋科学，进献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根据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的记述，康熙皇帝在出巡途中曾用半圆仪测量太阳的子午高度。来自法国的科学知识，助推起中国宫廷科学探索的一个高潮。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清宫现存康熙时期天文、数学仪器中，来自法国的仪器特别多。

中法宫廷的交往在法国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也就是中国雍正和乾隆时期得以延续，在相关领域有所扩大。这一时期法国礼品在种类上有明显变化，各种彰显法国宫廷制作技艺水平的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增多，包括中国题材挂毯、镶在玻璃和木框中的肖像、赛弗尔皇家瓷器厂瓷器、望远镜、显微镜、图画集、艺术书籍等。后来的资讯表明，甚至在瓷板上，赛弗尔皇家瓷器厂的艺术家烧制出了乾隆画像，第一件作品即由国王路易十六收藏。

郭福祥：在第二次派遣传教士团时，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来称呼对方，并写道，“得知陛下您求贤若渴……因此数年前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臣民，六位博学的耶稣会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所有最新奇的科学知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封珍贵的信件并没有送到康熙手里牛牛影院入口，但这次我们将它放在了展览的最开头。应该说，这封未曾抵达的书信中藏着中法间的历史凝望。

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的六位“国王的数学家”，有五位到达北京，其中张诚和白晋(Joachim Bouvet)二人留在宫廷。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皇帝相处融洽，他们以第一视角记录了许多与康熙皇帝相处的经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铜镀金表壳背面中央以郁金香花围出一圆形开光，开光内是一幅浮雕男子肖像，打开表壳，机芯内摆轮保护罩雕刻了一条栩栩如生的中国龙。我们不禁好奇这只怀表的作者是谁？为什么会有龙的图腾？表壳背后的肖像是谁？我们深入研究，逐渐拼凑出背后的故事：这块怀表上装饰着蓝色珐琅和金色百合花图案，是典型的法国王室标志。表上的拉丁文字经翻译，揭晓了这块表的制作者身份——法国宫廷御用钟表匠伊萨克·蒂雷(Isaac Thuret)。

这次与凡尔赛宫合作时，我们向法方专家求证怀表上肖像的身份，得知正是路易十四本人。当真相浮出水面时，我的心情可以用心潮澎湃来形容。中法那段时间的往来历史，终于从模糊的文字叙述，变成真切清晰的画面。东西方的两位帝王在这块怀表上相遇，相互凝望，见证了中法宫廷往来和文化交流历史上一段值得回味和纪念的时光，也让这件藏品格外珍贵。

郭福祥：展览开幕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少观众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展览，认同其中“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互映照”的说法。通过一系列的文物展示，观众对于17、18世纪中法宫廷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更丰满的认知。不少观众对我说，过去不太了解这一阶段的中法交往史，看完展览之后有一种很新鲜的感受，即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法之间是“奔赴”的状态，两国宫廷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钟表研究所所长。在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宫廷文物的保管、陈列和研究工作，主持故宫第一个分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展陈工作，主持赴香港、英国的清宫科学仪器、故宫藏钟表文物以及“有界之外：卡地亚-故宫博物院工艺与修复特展”等大型展览。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钟表史和宫廷钟表收藏史、宫廷帝后玺印、中西文化交流、乾隆时期的玉器史和宫廷生活方面。出版有《明清帝后玺印》《中国皇帝与洋人》《钟表的中国传奇》(法文版)《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等专著。